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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庫山世界歷史研究指南》 [美]威廉·H.麥克尼爾 主編 陳 恒 俞金堯 劉 健 郭子林 黃艷紅 劉文明 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寶庫山世界歷史研究指南》（六卷，陳恒、俞金堯、劉健、郭子林、黃艷紅、劉文明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出版，以下簡稱《指南》）中譯本的出版，終于結束了葉芝所說的那種“責任始自夢中”的憂郁狀態，雖然“責任”一詞顯得過于嚴肅與凝重，但畢竟亦可以理解為一個小小的愿景。為什么會選這套書呢？為什么會引進《寶庫山世界歷史研究指南》（原書名《寶庫山世界歷史百科全書》）呢？為什么會花費如此精力來做這件事呢？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問題就是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近代世界五百年顯得尤其重要。近代五百年有很多標志性的事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分水嶺，但是18世紀啟蒙運動在我看來是這五百年中最重要的一百年，是關鍵的一百年。這一百年當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與事，但其中兩件令人無法忘卻：一件是1769年瓦特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工業革命，可以說是西方開啟了全面征服自然的歷史；一件是1751年狄德羅和達朗貝爾主編《百科全書》的出版，促進了啟蒙，這個出版對人類的影響

當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2024年春節聯歡晚會主題句“龍行龘（dá）龘，欣欣家國”時，驀然想起《玉篇》“龘，音沓，龍行龘龘”，群龍騰飛的情景。龍年之“龍”位居十二生肖之五，在十二地支配屬“辰”，用十二地支與十天干相配紀年，龍年有甲辰年、丙辰年、戊辰年、庚辰年、壬辰年，今年當屬甲辰年。按照屬相，今年出生的孩子當屬“龍”。而說到“龍”，中國人包括遍及全世界的華人對“龍”懷有來自血脈的深情和源源不斷的敬意。“龍”字歷史悠久，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篆文、隸書中均有“龍”字。如：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龍”字記錄的對象是什么呢？從甲骨文、金文看，“龍”字是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龍”字似大口長身的一種神奇動物，到了小篆，字形發生變化，故《說文解字》說“龍”為“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飛之形，童省聲。凡龍之屬皆從龍”。《說文解字》對“龍”的說解值得思考，“鱗蟲之長”是說龍的類屬，“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是說龍善變的外形，“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是說龍可因時而變，登天入淵，“從肉，飛之形，童省聲”是解釋龍的字形和字音，“凡龍之屬皆從龍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與根基。城市的文化不僅包括歷史風貌區、恢宏老建筑、傳世藝術品，還涵蓋市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風俗人情等方方面面。從這個角度而言，城市更新不僅是對城市外在面貌的革新和改變，更是對城市內在精神的傳承和發展。重視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導向，有助于保持和增強城市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文化導向的城市更新，既能通過文化設施的營建和文化活動的組織，來設置獨特有趣的文化場景，吸引人們前來居住就業，為城市經濟轉型儲備相應的人才；又能通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和街區的打造，吸引相關企業入駐，為經濟轉型提供相應的經營主體；還能通過文化項目的實施和文化節慶的舉辦，建立城市品牌、營銷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可視為城市轉型的新方向。那么，在城市更新中，如何更好地進行文化導向的落地呢？在筆者看來，可將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導向策略，按照不同目標和群體進行分類。例如，可分成民生式、改進式和商業式三種策略。民生式策略以促進社區發展、擴大對公眾的藝術文化教育為目的，其受益群體主要為普通市民，實施地點主要是缺乏文化設施的老城區。如建設社區活動中心、公共閱讀空間、步行綠道、自行車道、口袋公園等，提供15分鐘生活圈內的公共文化服務

“歷史性的偉大握手”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許多重大事件發生在上海，可以說上海見證了“歷史性的偉大握手”。孕育地——1922年8月，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避居上海。此事對他的打擊很大，加之國民黨內外政策的接連受挫，使其決心尋找新的力量和途徑。陳炯明叛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發表聲明，對孫中山予以慰問和支持。在孫中山最艱難的時候，共產國際也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多種方式對其提供幫助。8月上旬，李大釗來到上海，專程前往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同陳獨秀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具體問題。然后，兩人一起去杭州，參加“西湖會議”，決定國共進行合作。9月初，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多次拜會孫中山。在莫里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孫中山傾聽了陳獨秀關于國共兩黨合作有利于中國革命前途的闡述后，即表示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則改組國民黨”。經過數月的討論修改，并經由孫中山正式批準，《中國國民黨宣言》及《中國國民黨黨綱》于1923年1月1日公開發表。這批文件浸透著陳獨秀等中國

近日，麥可思研究院對外發布的《中國—世界高等教育趨勢報告（2023）》指出，多地教育部門在高校專業動態調整中主動給教育類專業“降溫”，要求控制高校教育類專業新增布點，引發了一些關注。實際上，自去年年初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指出2022年人口出現負增長以來，就引起了關于學齡人口下降對教師隊伍影響的討論，并一直延續至今。此次《報告》引起的關注也是上述討論的延續。關于未來一段時間學齡人口的發展趨勢，很多學者的研究認為，在2035年之前，各級教育在校生數相繼達到峰值，并且不同程度地過渡到負增長。但這恰恰開啟了我國教師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窗口”，為更加充足配備教師和進一步提高教師質量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我國中小學教師配備標準相對OECD國家還存在差距。我國現行教師配備標準（小學師生比1∶19，初中1∶13.5，高中1∶12.5）是2014年制定的，由于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流動等原因，在過去一段時間內，一些地方教師配備并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很多地區還存在教師短缺的問題。在一系列政策舉措的推動下，2022年6月底，全國省市縣三級中小學教職工編制，終于如期達到或高于國家基本標準。但是，這個配備標準實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文化建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豐富發展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為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諸多重大原創性貢獻。　　破解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重大時代課題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的國際國內形勢，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有效破解“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什么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形成的，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對于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對

“自主的知識生產”既不是回歸自我，也不是回歸傳統；既不是學術內卷，也不是與世界學術脫鉤；既不是拒絕西方，也不是西方的替代方案。但今日世界肯定不是資本主義擴張文化的邏輯必然，也不是每個國家都必須按照西方的模式去解釋存在，去發展未來，而是根據自己的歷史與現狀去創造知識新形態、學術新形態、文明新形態。英國著名學者杰克·古迪斷言：“歐洲人夸大自己對世界社會甚至‘西方文明’的總體貢獻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理解，但卻扭曲了事實。這種自我膨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他人的貶低；自我陶醉是一種零和游戲。” 如果說1500年之前的世界，中國與西方世界在思想上、學術上、知識生產上打個平手的話，那么1500年之后的世界則是知識大分流的時代，中國在這些領域似乎落后了，能“一對一”進行對決的知識領袖并不多，西方逐漸成為世界知識生產的引領者。這是為什么？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我們今天又處在一個知識大分流的時代。AI改變了一切，數據的集成、算法的模型、算力的能級都在改變知識形態與認知模式。當代學人不能只做旁觀者、崇拜者、美食家，我們不僅要做欣賞者、贊美者、評論家，更要親自下場，成為學術的躬行者、話語的倡導者、知識的建

《紅樓夢》因其博大精深、高雅脫俗而被許多專家學者認定為是一部難以改編成俗文藝的小說名著。但程高本問世不久，就有了完整改編《紅樓夢》的大戲，而且200余年來，各劇種的改編層出不窮，尤其是誕生了如越劇《紅樓夢》和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的經典改編之作。這樣，此次贛劇《紅樓夢》（上海青春版）的推出，在某種程度成了向越劇《紅樓夢》的致敬，更是一種挑戰。我在觀演過程中，被編導的大膽創新、演員的精湛演出和音樂的入耳入心深深吸引。 一如越劇改編對《紅樓夢》頭緒大為減少后，使故事聚焦于情感與婚姻的主線，贛劇對《紅樓夢》的內容也作了大刀闊斧的刪削。不過，其聚焦的主題，是青春女性的詩性之美與這種詩性美的被毀滅。于是，用大觀園的多次詩社活動作為主線，把整部劇作分成“結社”“興社”“衰社”和“散社”這樣的四個段落，又把關聯的一些重要內容加以適當穿插，或者干脆用“楔子”來加以區分。這一大道至簡的處理，讓人首先就產生了耳目一新的第一印象。 為了能讓觀眾真切地感受這種女性的詩性之美，編導根據舞臺劇的特點，對小說中只能停留于文字層面的描寫之美，進行了全新的改編。如第六十二回為賈寶玉生日而聚會，眾姐妹飲酒作樂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