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的偉大握手”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許多重大事件發生在上海，可以說上海見證了“歷史性的偉大握手”。

孕育地——

        1922年8月，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避居上海。此事對他的打擊很大，加之國民黨內外政策的接連受挫，使其決心尋找新的力量和途徑。

        陳炯明叛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發表聲明，對孫中山予以慰問和支持。在孫中山最艱難的時候，共產國際也通過各種途徑、采取多種方式對其提供幫助。

        8月上旬，李大釗來到上海，專程前往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同陳獨秀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具體問題。然后，兩人一起去杭州，參加“西湖會議”，決定國共進行合作。

        9月初，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多次拜會孫中山。在莫里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孫中山傾聽了陳獨秀關于國共兩黨合作有利于中國革命前途的闡述后，即表示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則改組國民黨”。

        經過數月的討論修改，并經由孫中山正式批準，《中國國民黨宣言》及《中國國民黨黨綱》于1923年1月1日公開發表。這批文件浸透著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的辛勤汗水。

        1923年1月16日，蘇俄特使越飛自北京抵滬，經由李大釗、林伯渠的聯絡介紹，與孫中山會晤。談判整整持續了6天，雙方著重商討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以及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等問題。1月26日，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表明蘇俄政府對中國革命的同情以及對孫中山的支持：孫中山表示歡迎蘇俄政府的幫助，公開確立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

        11月，陳獨秀在滬主持中國共產黨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進一步促進國民黨改組，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組織。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中國共產黨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并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我黨則為之建立。

實踐地——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開幕，正式確立國共合作方針。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出席大會，李大釗、毛澤東等人進入國民黨中央機關。同時，孫中山和國民黨決定在上海設立執行部。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設在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這個執行部派駐了10名中央執委、候補執委，各部的部長也是重要角色，包括財務部部長林業明（林煥廷）、宣傳部部長葉楚傖等。中共方面則派出了毛澤東、羅章龍、王荷波，規格和重視程度很高。

        上海執行部辦公后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按照孫中山的指令為黃埔軍校招生。當時，為防止各地軍閥干涉，黃埔第一期學生多采用秘密的招生方式。報考者一般要經過三關：第一步是各省區的初試，第二步是大地區范圍內的復試，第三步是軍校的總考試。

        全國19個省區分別進行招生初試，初試合格后再介紹到上海、重慶等地復試，復試合格后再送至廣州參加總考試。時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兼文書科主任的毛澤東，就全面負責黃埔軍校上海地區考生復試工作。

        通過上海招收的黃埔一期學生有100多名，占當期學生總數的20%。他們中比較著名的有徐向前、桂永清、黃維、胡宗南以及在上海已經被錄取卻最終沒有赴廣州報到的方志敏等。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另一枚碩果便是創辦上海大學。1922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學，是國共合辦的新型高校，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產物。孫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馬君武任校董，于右任任校長、邵力子任副校長，鄧中夏、瞿秋白、陳望道、蔡和森、張太雷等任教。

        隨著學校的發展，一批年輕的中共黨員逐漸成為中高層領導。陳望道回憶：“到后來，國民黨這些人在實際上已經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右任校長也是掛名的，實際辦事全靠共產黨。”

        此外，陳獨秀、李大釗、章太炎、郭沫若等人都來上大演講，給師生帶來新的思想、深的見解，促使大家將理論結合實際、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很快，上海大學成為進步青年心向往之的高等學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學府”和“革命熔爐”。

        概而論之，第一次國共合作實踐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理論，團結一切能革命的階級，共同反帝反封，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蘇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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