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工程師等人才群體,但龐大的“量”尚未轉化為顯著的“質”的優勢。與此同時,一些年輕人面臨就業難、“內卷”嚴重的問題,難以找到自己真正熱愛且擅長的領域。高等教育是解決人才適配問題的關鍵抓手之一。上海師范大學校長袁雯認為,要重識人才適配的定義與內涵,樹立大適配觀、終身適配觀和超越適配觀,建立“五角協調機制”等,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機制體系,進而推動教育強國、科技強國與人才強國“三位一體”建設。

袁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師范大學校長、第十二屆特約國家督學、中國成人教育協會副會長。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和終身教育等領域開展了多年的研究與實踐。
高等教育和社會需求存在不同的運行邏輯
《教育家》:數據顯示,考研人數“二連降”而考公人數“六連增”,多類行業人才供需的結構性短缺問題突出。當前高校培養模式出現“人才錯配”的原因和類型有哪些?
袁雯:“考公熱”“考編熱”已經持續了多年,反映出當今學生、家長和社會整體在全球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背景下的求穩心理,這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相關。而考研人數“二連降”的前提是早些年報考人數的急劇增長,下降的現象則反映了社會對擇業觀念整體認識的逐漸成熟——人們的判斷更加理性。也許在幾年平穩期后又會產生新變化,但這一切現象都要指向對高校人才培養問題的再認識:當前高校能夠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社會是否需要這樣的人才?
談論“人才錯配”有個前提,即“當前社會正在大量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一方面,人才的結構性短缺與社會背景、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回顧20世紀80年代初,彼時我國大量需要的是外向型經濟人才,所以外貿類、語言類、經濟類專業很受歡迎。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大量考生又去報讀金融類專業。另一方面,高校的人才培養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慣性,對學生和教師的培養具有周期性,其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不同的運行邏輯。當科技快速進步、產業結構快速迭代,如何培養滿足社會需求的人才對高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人才錯配”的第一種類型是結構性錯配。例如,當今已有一些企業成為“黑燈工廠”,實施了完全自動化生產,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由一線操作工人轉變為“現場工程師”。在人工智能領域,技術變革改變了傳統的勞動分工流程,催生出一大批新興職業,并淘汰了一批傳統制造業職業。然而,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還不能很好滿足這一需求,學科和課程設置方面的改革相對滯后,導致了結構上的“人才錯配”。
數量錯配是另一種類型。根據教育部數據,2023年全國普通、職業本專科共招生1042.22萬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78.16萬人,高職(專科)招生555.07萬人,研究生招生130.17萬人。具體到地方高校,我們的本職比例、本研比例、碩博比例是否合理?區域、行業之間的數量錯配存在哪些特征?什么樣的學歷結構或人才結構能夠更好地支持地區經濟發展?這是需要深入調研的一個重要課題。
《教育家》:如何建設教師隊伍以破解“人才錯配”難題?
袁雯:改革教師隊伍培養機制是解決“人才錯配”問題的一個重要抓手。以師范生培養為例,一位中學校長向我反映,他們希望能招聘一些初步具備跨學科教學能力和能夠組織學生開展課后興趣類項目的初中教師,但目前的師范生培養難以滿足該需求。相較于對小學教師的通才式培養,對中學教師的培養還沒有達到學段的精細化程度。另外,中學跨學科和探究式的教學實踐,對于高校教師而言也是一個正在探索的領域。“教的人自己沒做過”,一個“理論家”難以教會大學生怎樣在新的崗位條件下提高職業能力。因此,高校必須改革教師隊伍,提升其綜合素質尤其是教學和實踐能力,深化產學研融合。另外,要通盤考慮,在整體上完善學校的組織架構、運行架構、評價方式等,真正從機制改革入手,增強高等教育對社會人才需求的適應性。
高校不是人才培養的終點
《教育家》:您認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適配?高校要注意哪些問題?
袁雯:人才適配涵蓋了一系列問題:大學、企業、學生分別追求什么樣的適配?誰來評價人才是否適配?我認為,人才適配不是單由某一方決定的,需要考慮五個問題。
第一,正確處理人才適配的一系列重大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正確處理支撐國家戰略和滿足民生需求、知識學習和全面發展、培養人才和滿足社會需要、規范有序和激發活力、扎根中國大地和借鑒國際經驗等重大關系。”其中,前三種關系都是正確理解和澄清人才適配的重要前置依據。誰來評價是否適配?在什么樣的大背景下研究人才適配?這些是要厘清的基本問題。人工智能技術對高等教育產生了巨大沖擊,以知識學習為主要目標的教育已經過時,我們要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終身發展的能力。高校只是培養人才專業能力的基礎環節,而非終點。用人單位肩負著對人才進行職業化發展的培養責任,而高校則要培養學生的“終身適配觀”,破除“一次適配”的觀念,引導其從短期的“就業適配”轉向長期的“發展適配”。
第二,要建立由政府、高校、市場、學生、中介等主體構成的“五角協調機制”,共同形成一個“適配鏈”,從政府治理、高校人才培養、企業招聘用人、學生志趣選擇和中介機構信息溝通等方面,樹立多元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大適配觀”。
第三,探索人才成長的規律。高等教育應重視不同類型人才的成長規律特征,在規律的基礎上布局人才適配戰略,然后基于人才適配戰略,從具體策略層面調整學科專業與人才培養方式,再進一步重構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在DeepSeek和宇樹科技爆火后,人們都在關注梁文鋒、王興興個人及其團隊的成長特征。因此,學界要進行科學深入的人才成長規律研究,才能明晰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另外,高校還要樹立“超越適配觀”。一方面,人才培養要滿足當前社會需求;另一方面,考慮到人才培養的滯后性,高校必須具備前瞻性,在基礎性、前沿性、戰略性等領域超前布局,促進科技進步。
第四,改革人才培養的方式。在具體策略方面,人才培養方式與高校院系行政架構、考核方式、教師工作、教學科研關系等緊密聯系,如何協調高校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是關鍵。新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能簡單地依靠增加實驗課或實訓課的學時來實現,更不能一蹴而就。例如,要明晰交叉學科建設的“生存基座”在哪里,整合優化教育資源,依據規律穩步推進改革,切實起到培養跨學科人才的作用。從而在當前的全國高校學科專業持續調整中避免“新瓶裝舊酒”。
第五,澄清對人才適配的科學解釋。人才適配是動態的、相對的概念。從哲學上看,“不適配”是永恒的,“適配”是暫時的,這需要高校不斷地朝著適配的方向努力。一些專業的畢業生對口就業率較低,但專業對口就等于適配嗎?我們要看高校是否能夠滿足行業或企業的數量適配、結構適配和崗位適配需求,而不僅僅是專業對口率。例如,除了招聘專業對口的學生,集成電路行業也需要物理、化學、材料等超過30個不同專業的多元人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高校應思考學生的核心知識適配、專業課程適配和學習力適配情況,以模塊化方式調整課程體系,通過課程模塊對接產業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求。以學科為基礎、以課程為網絡架構的人才培養體系,有利于打破傳統的學科壁壘,促進學生跨學科學習,推動實現人才適配。
《教育家》:當前產學研融合存在深度不夠、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如何深化校企社政之間的協作,以解決大學生實踐能力欠缺、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
袁雯:校企各自的人才培養體系“不融不通”是關鍵“堵點”。高校學科設置與課程體系難以容納企業的產業人才培養體系,企業主動融入的動力不足,二者在觀念上存在“甲方乙方”等問題。地方政府應為校企協作提供政策與平臺支持,提高雙方融通的積極性。同時,要破除觀念壁壘,校企雙方共同設計培養方案,真正融為一體,建立新型產學研關系,把人才培養作為共同的責任。
高校要深入調研,借鑒國內外成功案例,打通關鍵“堵點”。例如,華為公司與深圳職業技術大學開展深入合作,將企業內訓課程與學校課程體系融合,共建18個特色產業學院,學校至今有4000多名學生獲得了“華為認證”,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產教分離的問題。又如,在被譽為“德企之鄉”的江蘇省太倉市,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利用地區優勢,與多家德企開展“雙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為本地培養了一萬多名高級管理和專業技術人才,真正實現了“校企一體”。如今是網絡社會,未來教育將呈現關于“連接點”的社會大網絡的形態。我認為可以將多元主體構成的社會網絡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支撐體,這是“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基本條件。教育既不能大包大攬,也不能作繭自縛,一定要在更廣闊的世界尋求新突破。
培養更加“開放”的人
《教育家》: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的新背景下,高校更應注重以及培養學生的哪些能力?
袁雯:第一是學習力,高校應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和能力。在數智時代,自學變得更加方便,人工智能可以助力學生快速進入具體領域的學習。知識學習的重要性下降,而掌握如何學習的能力變得更為關鍵。例如,有兩名已經參加工作的畢業生在交流時告訴我,大學教給他們最重要的能力是如何學習,這使他們能夠更快地適應崗位工作。終身學習的習慣和能力能讓學生實現動態的終身適配。即使不跳槽,企業內的輪崗也需要職工有較強的學習力,來完成從不適配到適配的過程。
第二是遷移力,在終身學習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跨學科學習與知識遷移能力。當社會和科技不斷發展變化時,高校通過跨學科教學,使學生能夠在不確定的環境中適應跨界發展,激活不同領域知識的聯系。因此,高校需進一步完善學科交叉機制,深入研究創新策略,為創新型人才培養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是判斷力,即批判性思維能力。“人云亦云”無法幫助學生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例如,科研工作者需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教師則需確立個人的育人理念和成長模式。在學習力與遷移力的基礎上,高校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引導他們掌握提出真問題并創新思維以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提升其綜合素質和競爭力。
高等教育要實現動態的人才適配,學科專業設置應該從“剛性”走向“柔性”,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封閉走向開放,在此基礎上培養更加“開放”、更具可塑性的人,而非相對成型、封閉的人。高校要把“剛性”的內容(正確的價值觀等)和成長性、發展性的內容(學習力、遷移力、判斷力)有機融合,探索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培養新模式。
《教育家》:如何看待學生畢業后脫產考證考編、“gap year”等現象?高校與社會怎樣為其提供實踐機會,引導其順利實現社會化,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袁雯:就業是人才成長的重要環節之一,離開了就業,成長幾乎無從談起。一方面,地方政府、高校和企業應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和支持應屆生盡快找到合適崗位。另一方面,對于像脫產考試、“gap year”等現象,社會各界應理性看待,對他們要有一定的包容。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導演餃子(楊宇)大學醫學專業畢業后選擇自學動畫,“啃老”3年、失業6年,但家庭的包容和理解給了他很大支持,最終他實現了成功。因此,對于一些有不同想法、想嘗試更多人生可能的年輕人,包容的多元化社會環境將更有利于其實現個性化發展,這也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校要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2024年,教育部舉辦了首屆全國大學生職業規劃大賽,并面向高校教師設立了職業發展與就業指導課程教學賽道。高校應緊跟國家政策,加強大學生人生規劃課程的設計,并為學生提供更多職業體驗和實習的機會,進一步深化產學研融合,協同區域經濟發展,完善具有高校特色的職業發展與就業指導課程體系,為學生打造更廣闊的社會化發展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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