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智良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20世紀是戰爭與革命的世紀，面對侵略、淪喪，無數的青年懷著理想與憧憬，挽救、奮斗，投身于時代的洪流，超越國界，超越種族，他們中有左爾格、尾崎秀實，也有陳翰笙。陳翰笙用一生譜寫了革命家與學問家兼具的傳奇。

圖|陳翰笙先生

陳翰笙（1897.2.5—2004.3.13），江蘇無錫人，1915年赴美留學。1924年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成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1925年由李大釗介紹，陳翰笙加入國共合作中的中國國民黨。他是中國20世紀杰出的大師級社會科學家，在社會學、歷史學、國際關系學等諸多領域貢獻卓著。在理想主義的感召下，陳翰笙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出生入死的杰出戰士。

按照相關規定，這些情報工作屬于機密，許多事情是要“帶到棺材里去的”，哪怕是早已過了保密期，仍不可泄露。這也就是為何在陳翰笙自傳《四個時代的我》中，讀者幾乎看不出他曾經是一名情報人員。因此，我們需要利用書信與回憶文字中的片言只語所透露的蛛絲馬跡，來拼合和復原陳翰笙的情報生涯，這自然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

陳翰笙從事情報工作的開端是1930年，而左爾格也是在這一年開始他的情報生涯的。

1926年陳翰笙加入第三國際，開始為共產國際工作。1927年，陳翰笙在莫斯科認識宋慶齡，并成為一生的摯友。那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絞殺，一心探尋救國道路的宋慶齡于9月抵達莫斯科。在鄧演達的引薦下，陳翰笙結識了他一直十分敬仰的孫夫人。這次異國他鄉的見面雖然短暫，卻奠定了宋陳兩人半個多世紀的友誼。

1928年夏，陳翰笙回到上海，蔡元培邀請陳翰笙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組主任，后升為副所長，所長由蔡兼任。陳翰笙回憶蔡元培的信任：“所內的具體工作，全部放手讓我主持，他從不干擾?！碑敃r中研院院部在上海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331號，陳翰笙經常去找院長蔡元培匯報工作。而社會科學研究所在勞利育路4號（今泰安路2-8號），那里原是民國外交官郭泰祺及兄弟郭泰楨的私宅，建于1922年，假四層磚木結構，是一座歐洲古典風格的毗連式花園住宅。在宋慶齡的幫助下，陳翰笙帶領同事，對廣東省農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宋慶齡住宅是陳翰笙經常拜會并商議工作的場所。

1929年初，陳翰笙訪問蘇聯回到上海，在宋慶齡處結識美國人史沫特萊，當時雙方并不知曉對方在為第三國際服務，共同的理想使得他們成為好友。1930年初，陳翰笙通過史沫特萊認識了左爾格，陳翰笙回憶說：“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我又認識了傳奇式的人物里哈爾德（現通常譯為理查德）·左爾格……左爾格初到上海時，與史沫特萊住同一家旅館。他很快發現與史沫特萊來往的進步人士很多，不僅有蔡元培、魯迅等，也有一些日本進步記者，于是他也參加到這個進步圈子中來，我就是在這里認識他的?！标惡搀显揪褪堑谌龂H黨員，此后就與左爾格一同展開情報工作。

陳翰笙加入了拉姆扎小組，于是陳翰笙與史沫特萊成為了情報戰線的戰友，左爾格、史沫特萊與陳翰笙3人不久就開始定期會面，交換情報。

陳翰笙與尾崎秀實相識也非常早。尾崎秀實1941年10月26日在東京接受訊問時，曾指出，陳翰笙介紹他認識了史沫特萊：

大概在昭和四年（1929年）底或是昭和五年的年初吧，我上次已經說了，記不清是陳翰笙，還是當時在蘇州河邊開著一家左翼書店的女店主魏德邁爾女士（據說與國際紅色救援會也有些關系）介紹的，總之是他們兩個中的一個，給我介紹了當時的《法蘭克福日報》的上海特派記者、現在跟隨著中共的干部毛澤東和朱德等一起行動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女士，第一次見面在上海南京路街角的匯中飯店的大堂，此后也繼續交往，與她之間的關系，我此前也有說及，我曾將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到的有關國民政府的情報，以及我所知道的有關日本的情報傳達給了她。

圖|左爾格及其戰友經常到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接頭

陳翰笙并沒有承認過自己是尾崎秀實與史沫特萊之間的介紹人，但至少在1929年，陳翰笙已與尾崎相識。尾崎英語、德語俱佳，正好與長期在海外研究的陳翰笙十分投緣。

陳翰笙在拉姆扎小組的使命，是利用到各地調查的便利，搜集資料，分析情報，協助左爾格設立情報分站，介紹有作為的青年加入小組，營救革命者。

陳翰笙后來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年輕有為的孫冶方（1908年生）介紹給了左爾格。一次，孫冶方為了表示熱情，便用流利的俄語與左爾格交談。但后者大吃一驚，然后便對陳翰笙說，他不會再見孫冶方了，因為在公開場合，左爾格從不使用俄語。他們的工作極其機密，同志之間也不準過問。

1932年2月的一天，陳翰笙奉命提著打字機在徐州車站接人，想不到從上海來的是左爾格，他們一起到達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后來西安事變主角之一的楊虎城將軍。這件事的經緯與成果，這架打字機左爾格用來派了什么用途？左爾格與楊虎城之間有什么交往，左爾格與張學良之間有聯系嗎？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個謎。

圖|1932年，左爾格攝于上海

1932年夏，德國軍事顧問魏采爾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們合作，擬定了對剛剛建立的鄂豫皖蘇區的“圍剿”計劃。左爾格從德國軍事顧問團那里獲悉這一情報后，立即將他所了解到的有關這次“圍剿”的進攻方向、兵力、部隊的集結日期、地點以及魏采爾想用來消滅中國紅軍的“掩體戰略”的核心內容，迅速交給了陳翰笙。陳翰笙拿到情報之后馬上通過宋慶齡將這些情報及時地送到了蘇區，這為鄂豫皖紅軍粉碎 “圍剿”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此鄂豫皖紅軍壯大成為僅次于中央紅軍的第二支主力紅軍——紅四方面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人員萊謝回憶，他經常與左爾格討論如何幫助中國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圍剿”的諸多軍事問題，左爾格小組“表示愿意把德國軍事顧問給政府軍編寫的軍事指南手冊轉給蘇區，當然條件是一定要送到（我們的）地區，否則他們就會使自己的情報來源收到（受到）威脅”。

1932年12月29日，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建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華安大廈（今南京西路104號金門大酒店）召開成立大會。宋慶齡勸告陳翰笙不要公開參與保障同盟的活動，于是，陳翰笙作為秘密盟員參與營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愛國人士，其中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營救牛蘭。

牛蘭是赤色職工國際遠東分會上海辦事處秘書兼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在上海建有秘密聯絡站。1931年6月15日，牛蘭夫婦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罪名是間諜嫌疑。8月14日，牛蘭被秘密引渡到南京，并傳言將被判處死刑。早在7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就作出不惜重金、盡力營救這位在遠東的重要領袖的決定。左爾格奉共產國際書記皮亞特尼茨基之命，開始介入此案。左爾格通過張放—張沖這條國共聯絡線以3萬美金的高價，獲得牛蘭在南京獄中的親筆信，并在上海的中外媒體如路透社、德國新聞社、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作了大量連續報道。

中共和共產國際立即在社會上號召開展救援活動，發動國內外知名人士如宋慶齡、魯迅、高爾基、蔡特金、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發表聲明，向國民黨施加壓力。歐洲甚至成立了保衛牛蘭委員會，來進行推動。潘漢年曾在漢口路老半齋酒樓邀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名人商量向政府交涉抗議。1932年4月5日，宋慶齡、楊杏佛、沈鈞儒到南京監獄探望牛蘭夫婦，支持他們的絕食斗爭。7月，左爾格拜托史沫特萊恭請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宋親自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史沫特萊任秘書長，宋曾與左爾格面晤商議營救事宜。宋慶齡親自與蔣介石、汪精衛等交涉，并迫使國民黨當局同意允許牛蘭夫婦保外就醫。

圖|1937年，關押在南京監獄中的牛蘭夫婦

陳翰笙也參與了營救牛蘭的活動。他回憶，宋慶齡等聲援牛蘭的文章，都是他送到《申報》等報社予以刊登的；宋慶齡聘請瑞士律師范桑同南京政府打官司，信函和聯絡等事務，都是他負責的，“為她與一個從瑞士請來的律師之間傳遞信札”。 “在特務遍布的上海，做這些工作是十分危險的，隨時可能被捕。為了保險起見，每次送信、送材料都是兩個人一道去。一個在前面走，一個在后面拉開一定距離跟著，如果前面一個被捕了，后面的人要趕快回去報信兒?！标惡搀线€要負責將已暴露的戰友送出上海。1931年12月19日，宋慶齡用英文寫成《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由陳翰笙等翻譯為中文，以《宋慶齡之宣言》的標題在《申報》發表。

那時，陳翰笙住在霞飛路霞飛坊（淮海中路927弄）9號，他家的后門正好面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家的5號正門，所以陳楊兩人來往密切。不幸的是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暗殺，這也是在警告宋慶齡、蔡元培及其他的進步人士，這使得陳翰笙非常憤怒，再加之史語所所長傅斯年逼迫左翼的陳翰笙從中研院辭職，于是，陳翰笙進入這一年剛創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擔任研究員，重點進行農村調查。

在左爾格的拉姆扎小組，陳翰笙有多位生死與共的戰友。

《四個時代的我》里有一張陳翰笙夫婦在上海與魯特·維爾納（索尼婭）的合影，時間是1931年。

魯特·維爾納是德國共產黨員，1930年夏隨丈夫羅爾夫·漢堡嘉來到上海，這一年她23歲，她的丈夫經好友瓦爾特介紹，來應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師。在上海，魯特·維爾納結識了史沫特萊，并通過她又與魯迅、丁玲、宋慶齡等成為朋友。11月，當史沫特萊介紹她與左爾格相識后，身為德共黨員的魯特·維爾納即視左爾格為“老師和榜樣”，盡管她已懷孕，但仍表示愿意立即從事情報工作。她的代號是“索尼婭”，主要任務是為左爾格小組提供秘密接頭地點，收藏情報資料，保存武器和電臺。她曾因為隱藏中國戰友而與丈夫漢堡嘉爭吵，夫婦發生分歧；而左爾格通過廣闊的人脈關系為漢堡嘉謀到新的職位，挽救了他們的感情。維爾納最初寄居在瓦爾特家里，1931年4月1日，他們遷居到法租界的霞飛路1464號（今淮海中路1676號），左爾格小組每周至少要在這里舉行一個半天的會議，陳翰笙也時常會來參加。維爾納逐漸學會了地下斗爭生活的本領：“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觀察是否有人監視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要盡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她還在中共機關雜志《紅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爾格回蘇聯后，她于1933年夏天也被調回莫斯科，接受訓練。后又曾派到東北工作。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放在小皮箱里的電臺在中國一直沒有被破壞，“她總是能運用自己的智慧，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膽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和機會，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戰斗中，她“開始理解和熱愛這個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個革命的局外人，后來也加入了斗爭的行列。戰后的和平年代，維爾納成為了德國的著名作家。

戲劇性的一幕是，1987年，左爾格小組的幸存者陳翰笙與索妮婭（漢堡嘉夫人）在北京再次相逢。那時，索尼婭已是東德著名作家，而左爾格、尾崎秀實等已犧牲近半個世紀，陳翰笙與索妮婭可謂是拉姆扎小組碩果僅存的戰友。

陳翰笙全家曾住在諾曼底公寓（今淮海中路1850號武康大樓），他與史沫特萊既是戰友，又曾是鄰居。自1933年初，陳翰笙全家移居霞飛坊9號。

陳翰笙與史沫特萊相識于1929年2月，地點在宋慶齡寓所，陳翰笙回憶：“她那時大約40歲的樣子，很是和藹可親?！弊畛蹼p方并不知道各自的秘密身份，“然而對和平、進步事業的關注，使我們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3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史沫特萊神秘兮兮地對陳翰笙說：“你今晚12點雇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我的住處來，要送一個人去黃浦碼頭。你不要同她說話，她也不會同你說話的，明白了嗎？”陳翰笙按時完成了任務，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知當年護送的是胡蘭畦。宋慶齡通過陳翰笙和史沫特萊的幫助，送共產黨人胡蘭畦再度赴德國繼續學習。在德國，1932年12月，胡蘭畦根據德國共產黨的決定，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控訴日本侵華罪行。會后，德國警察逮捕了她，并宣布將其“驅逐出境”。幸好有德國議員的擔保，才使得她能夠繼續留在德國。1933年春，希特勒上臺后，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的工作人員費慈·新田合作，印發傳單，因而再次被捕，關入女牢。宋慶齡、魯迅、陳翰笙等人以“民權保障大同盟”的名義，向德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抗議。3個月后，胡蘭畦獲釋并前往蘇聯。

圖|1955年10月，陳翰笙陪同宋慶齡(前排右)會見比利時著名和平人士伊莎貝麗·布倫姆夫人(前排左)，后排左起:李德全、劉貫一、陳翰笙、史良

當陳翰笙遭遇危險時，史沫特萊曾將陳翰笙帶到路易·艾黎的寓所——愚園路1315弄4號，以躲避租界當局的追蹤，后又由艾黎護送登上遠洋輪船，脫離危險。

路易·艾黎作為一名新西蘭社會活動家，于1932至1937年在愚園路居住。路易·艾黎結識宋慶齡、魯迅、陳翰笙等一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和地下共產黨員后，視野逐漸開闊，他的家也隨之成為了一個左翼據點，大家在這里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討論世界和中國特別是上海的形勢。到了1935年，共產國際中國組將電報站設在他家中，與正在長征的紅軍保持聯系，發報機就安裝在頂樓的房間里。

《四個時代的我》書中有陳翰笙與老友路易·艾黎合影，這表明他們兩位的關系非同尋常。

上海左爾格小組的中國成員陳翰笙與張文秋一直保持著友誼。1988年8月張文秋曾致函陳翰笙，暢敘友誼。1996年10月，陳翰笙百歲誕辰，93歲的張文秋滿懷熱情地寫道：“我今祝賀陳翰笙教授，是我崇敬的老戰友，當他100高壽華誕的時候，我今特奉鮮花一束，特作打油詩幾首，來奉獻給我最崇敬的老戰友，與我最佩服的陳翰笙教授，以盡我的一片心意。”1930年就在上海擔任《大美晚報》記者的美國人伊羅生，也是陳翰笙的好友，他對陳翰笙傳奇的經歷表示欽佩，“對你的堅定的信仰，我始終非常崇敬”。

為了蘇聯的情報事業，左爾格在上海3年，完成了這項中國使命，并使自己成為中國通；不僅如此，在上海的成功潛伏，是左爾格情報生涯的良好開端，他由此獲得許多非常重要的經驗。1933年，他再度出發奔赴東京，與上海戰友陳翰笙、克勞森、尾崎秀實、川合貞吉等并肩作戰，并最終成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諜報英雄。

1934年8月，陳翰笙夫婦前往日本。陳翰笙以中山文化教育館通信研究員名義在東京活動，不久便進入日本東洋文庫擔任研究員。東洋文庫是1924年設立的東方學研究圖書館，其前身是英國人莫理循（莫里遜，Geoge Ernest Morrison）的個人藏書莫理循文庫，學貫東西的陳翰笙擔任研究員一職十分合適。當然，他的真實使命其實是配合左爾格小組在東京展開情報活動。

陳翰笙自己寫道，“實際擔任了第三國際的工作”?！拔沂茏鬆柛竦奈校跂|京主要是在滿洲株式會社中做日本人的工作，尾崎秀實幫了我的忙。尾崎原為《朝日新聞》記者，認識史沫特萊和左爾格，后來為左爾格情報小組的成員。1937年當了近衛首相的中國問題私人顧問，實際做地下工作?！边@樣我們就清楚陳翰笙的這次赴日，實際是左爾格邀請的，史沫特萊也寫信給陳翰笙，動員他來東京共同奮斗。

陳翰笙在東京時，一直參與左爾格情報小組的工作，且因熟諳英語、德語，可以和左爾格等人直接交談，作為直接的當事者和歷史見證人，其回憶文字更為珍貴。他通過尾崎秀實，與滿鐵的左翼情報員中西功等碰面交流，進行合作。

1935年，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據8月24日《申報》報道:“上海怪西人，又稱神秘西人之約瑟夫·華爾頓，前因勾結劉燧元、蕭柄實、陸海防等組織機關，刺探中國關于政治上及軍事上之秘密，報告第三國際案發，經淞滬警備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將陸海防捕獲，繼由陸自首指供，先后捕獲該西人等，分別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訴，開庭審判。”因為犯人一言不發，所以被稱為怪西人。

約瑟夫·華爾頓，真名叫羅倫斯，1933年來到上海，為左爾格在上海的接班人。“怪西人案”發生后， 日本情報系統十分重視，千方百計地偵察上海的第三國際組織與日本的關聯，中共地下組織了解后，通知了東京方面，左爾格也希望陳翰笙夫婦離開日本，陳翰笙也在《字林西報》上讀到“怪西人案”的報道，6月決定單獨回到上海，由史沫特萊安排，進入路易·艾黎的寓所（今愚園路）。確認安全后，請王寅生去東京接回了夫人顧淑型。之后由路易·艾黎和漢堡嘉夫人護送陳翰笙夫婦上船，經海參崴前往莫斯科。陳翰笙在東方大學研究院工作，1933年11月7日，他出現在紅場閱兵的觀禮臺上。1935年，陳翰笙擔任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約研究員，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4月，陳翰笙吳克堅同往巴黎。6月前往紐約，擔任太平洋國際學會書記處研究員。8月15-29日，陳翰笙到美國加州約塞米蒂國家公園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會議，并與日本代表尾崎秀實接頭長談。 

十分遺憾的是，陳翰笙并沒有詳細回憶在日本的情報工作，甚至沒有輪廓式地敘述概要，這使得我們今天仍無法細致地復原他在東京的情報傳奇。陳翰笙在東京的活動及其業績，還需要繼續收集資料進行研究。

1949年2月，美國陸軍部發布關于左爾格諜報案的報告，指控史沫特萊為蘇聯間諜。由于史沫特萊的強烈抗議，陸軍部收回了指控，但這一迫害使得史沫特萊陷入困境。7月11日，周恩來指示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黃作梅，援助史沫特萊。于是，陳翰笙將2000美金親手交給史沫特萊，這使史沫特萊可以離開美國。

圖|1987年，左爾格小組的幸存者陳翰笙與索尼婭在北京相逢

對于左爾格和東京拉姆扎小組的情報工作，蘇聯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爾格搞到的情報在整個30年代都相當受重視”，它們為蘇聯制定其遠東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曾經在中國、日本等地施展才華的諜戰高手——陳翰笙，在1950年辭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重返中國。他收藏利劍，回歸學術。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此后擔任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和名譽所長。2004年3月13日陳翰笙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10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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