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兩平一同”改革取向，《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兼顧總體與實操的競爭性市場建構要求，正是要以開放競爭推動各種所有制企業在一個市場內發展、一個尺度下競爭，在最大程度上激勵優秀企業脫穎而出，來推動實現“兩個毫不動搖”目標。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以“兩個毫不動搖”實現各種所有制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近期，又發布了《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第一次將“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法律，明確將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作為國家長期堅持的重大方針政策。筆者認為，要從系統觀、長遠觀角度來理解“兩個毫不動搖”思想的精髓，以反腐敗與黨的建設、競爭性市場建構、國有企業選人用人與企業家功能發揮、公共服務與創新促進之“四翼”協同，推動實現“兩個毫不動搖”支撐建構高水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體”）目標。

　　糾正對不同所有制地位及關系的片面認知 

　　“兩個毫不動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公有制設想，借鑒工業化國家兩百余年的經驗教訓，領導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創新。其精髓就是“兩個毫不動搖”最有利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最有利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要理解“兩個毫不動搖”思想的精髓，就要正確認識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糾正對二者地位及競爭力狀況的片面認知。

　首先，要避免對不同所有制關系的錯誤認識。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公有制設想時，其主要出發點是解決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生產-消費矛盾，將受剝削的剩余產品從資本家占有轉為勞動群眾占有，令消費追上生產，實現生產-消費平衡，以釋放由技術革命形成的極大生產力。由于經典作家所處時代資本相對勞動的高度稀缺性，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極其明顯并受到由資本家聯合形成的政治力與上層建筑的保護。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已確立了土地及處于自然壟斷地位資源、要素和產業鏈環節的公有制地位，國有企業在大多數強規模經濟領域占有優勢，競爭性產業內企業家、資本和勞動的分配份額主要由市場競爭決定，生產資料代際間的非效率傳承問題明顯弱化。相反，非公有制經濟在承載就業、創新、財稅上的貢獻度突出，在形成市場競爭、支持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資源動態優化配置上的功能卓越，與公有制經濟對生產力作用的同向性和耦合性作用凸顯，因此，在產業和空間維度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可以發揮各自優勢、共同發展。

其次，要避免片面以市場或資產份額判斷公有制主體地位。公有制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但主體地位評估不能以僵化的機械決定論來評判公有制是否占據主體地位。不少研究者提出把國有資產應占社會總資產50%或以上作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判據，也有一些觀點認為應從勞動就業、GDP、上繳財稅等單一指標或合成指標是否達到較高比重來判斷公有制主體地位，或者調整公有制經濟的統計口徑來從數據上產生超50%比重的結果，這些觀點都缺乏學理與現實依據，有明顯的誤導性。從邏輯和現實看，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評估應擺脫對特定國民經濟總量指標與份額的過度關注，回歸實現高水平生產-消費平衡、長時期生產-分配協調的目標。公有制主體地位應以促進競爭、防止傳承非效率、促進創新上的主導地位為判據。在土地等壟斷性要素、資源國有，公有制經濟在關鍵產業、關鍵環節已具有規模和先行優勢條件下，更應以公有制經濟的產業鏈生態引領者、市場競爭推動者地位獲得及持續擴展來凸顯其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

最后，應客觀認識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力狀況。競爭力顯示的最優尺度是在競爭性市場上，由價格、成本和利潤發出企業競爭力的強信號。國有企業經歷多輪戰略性調整后，生產領域國有企業多具有強規模經濟和一定的壟斷特征，由此激發產生了對國有企業競爭力的非理性認識。一種認識是高估非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力。其思路是國有企業仍承擔了不少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職能，還因為國家戰略需要擔負起超出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非必需成本，先天不利于國有企業同非公有制經濟競爭及績效改善。另一種認識是高估了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力。其理由是國有企業多具有規模經濟性引致的經濟性壟斷以及準入管制對應的行政性壟斷，加之國有企業被懷疑可能接受具有偏向性的顯性或隱性支持，如果排除這些因素，實際上國有企業競爭力是弱于非公有制企業的。從現實看，絕大多數大中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都采用了所有者-經營者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決定單體企業競爭力的是所遴選企業家的能力及企業家功能發揮程度，它與企業產權性質和其他特征沒有直接關系。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競爭力的判斷應深入到企業個例上，還應突出公平市場競爭格局的塑造，令二者在同一市場規則下充分競爭、協同發展并披露競爭力信息。

　　“四翼”協同實現“兩個毫不動搖” 

　　要實現“兩個毫不動搖”目標，就要將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都視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從系統和長遠角度著力理解和推動。其關鍵是，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都要在企業家組織諸生產要素進而實現生產效率的動態過程中競爭、互動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這一過程中互為條件、相互依存，需要、能夠也必須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可利用所有者意志賦予的長期博弈優勢、長期身處強規模經濟產業的知識共享優勢以及所繼承的關系和信任優勢，非公有制經濟則能利用成本-收益上的短期精算優勢、決策靈活性與市場適應性等優勢，努力構造由競爭性市場→可競爭性市場→壟斷但可核算市場梯度共存的開放競爭但又效率涌現的廣闊市場樣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體構成（“一體”）。以此為核心，需要通過以下四方面抓手和實現機制（“四翼”）予以保障。

反腐敗和黨的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敗和黨的建設問題。它既是政治問題，也具有經濟意義。要實現“兩個毫不動搖”，一方面，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要確保國有土地、資源、要素和自然壟斷環節，以及所有國有企業實現兼顧單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目標，能實現高水平的生產-分配協調，而不是像不少發展中國家那樣，出現國有企業裙帶化、家族化、家長制或者國有資產流失、被侵吞和占有等問題。公有制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外化表現為它同其他所有制企業競爭時的績效，內在取決于自身能否實現對生產要素的高效率組織和使用，取決于它是否能長期保持開放性、公平性和競爭性。另一方面，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就要長期堅持落實“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黨員領導干部負有特殊責任，在組織、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時，不能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而是要真誠、清白地為所有經濟主體服務，支持他們充分發展。

競爭性市場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帶來的生產力解放和發展。要實現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共同發展，關鍵是有能充分披露不同所有制企業發展績效的競爭力信號：成本、價格、利潤、市場份額和創新能力等。長期以來，對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的種種質疑和批評往往就是因為缺乏全國統一、開放的大市場和公平適用的競爭性市場構建，導致大量誤解和不必要的爭論。諸如，認為國有企業低效率者會面臨不同所有制企業承擔社會化服務“包袱”、國家戰略事項成本項、普遍服務成本項等差異的反擊；認同非公有制企業發展優勢者又會遭受差異化稅賦水平、地方保護、對勞動法規不完全遵從等非議；非公有制企業又會抱怨國有企業可得到優惠政策、準入限制和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究其原因，都是經濟轉型和發展期間尚沒有建立起完全競爭性市場架構，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部門、地方利益分割及外顯的不完全競爭，存在對發展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經濟的片面理解或歧視性認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兩平一同”（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改革取向，《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兼顧總體與實操的競爭性市場建構要求，正是要以開放競爭推動各種所有制企業在一個市場內發展、一個尺度下競爭，在最大程度上激勵優秀企業脫穎而出，來推動實現“兩個毫不動搖”目標。

　國有企業選人用人與企業家功能發揮。不同于非公有制企業自主遴選企業家并接受市場檢驗的做法，公有制企業的企業家須由政府代表所有者來遴選任命。必須認識到，國有企業邊界依賴于其遴選任命的企業家注意力邊界，作為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應不斷開拓和節約使用企業家資源，既要在選人用人上發力，遴選任命注意力水平高度拓展的企業家，更要在制度建設和功能擴展上著眼，以混合所有制等創新性制度設計節約企業家注意力資源，擴張國有企業控制力和影響力邊界。在選人用人上，應從遴選任命企業家著手，做到所遴選任命的企業家與國有企業規模適配，是作為所有者代表的各級政府與國資委最重要和富有挑戰性的使命。應通過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長時期培養和管理能力顯示性披露，擴大國有企業家遴選范圍，來動態評估和篩選任命優秀的國有企業的企業家。與此同時，還需要持續進行國有企業改革來增強企業家功能發揮，通過企業內更具組織靈活性的要素管理制度設計，增強其勞動、資本等要素在市場內的流動性，提升國有企業員工的工作激勵與分配制度的協調性，來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釋放國有企業競爭能力與優勢。

　公共服務和創新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依賴于能顯示其成本-收益變化及市場成長性的內外部環境，企業競爭力最終源于開放條件下不同國家微觀個體的競爭力比較。因其公共產品屬性，公共服務往往作為非價格要素進入生產函數，并決定最終產品供給及競爭力狀況，這是從前的研究關注不夠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所有企業的運營成本并在國內市場競爭及跨國競爭力比較中體現，成為各種所有制經濟融合的中國經濟體系能否維持并擴展國際市場份額或市場深度的關鍵。從短期看，公共服務水平推動的產業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能同向增大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空間，提升其優勢互補和產業鏈融合水平。從長期看，還需要有政府推動、廣大企業強力參與的協同創新體系來支撐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獲得與擴展。可以想象，如果創新停滯，不同所有制企業間、不同微觀個體間就容易出現壟斷勢力抬頭、非市場競爭行為加劇、產業與企業間協同惡化等后果，生產性激勵會逐漸讓位于分配性激勵，成為制約“兩個毫不動搖”實現的外在因素。

　　在以上“四翼”中，反腐敗與黨的建設是基礎，競爭性市場建構是條件，國有企業選人用人與企業家功能發揮為支撐，公共服務與創新促進是激勵。我們需要將“四翼”與“兩個毫不動搖”結合起來，從系統觀和長遠觀視角準確認識“兩個毫不動搖”的精髓所在，形成對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各自競爭力及其作用條件的理性認識。還要通過“四翼”的協同作用共同支撐促進“兩個毫不動搖”思想落實，助力實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脈絡與實現路徑”（2023AZD008）的階段性成果。]

　　《社會科學報》總第1935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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