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梁

在懸疑、宮斗、仙俠等題材高頻出現的電視劇市場，根據同名散文集改編的電視劇《我的阿勒泰》（以下簡稱《阿勒泰》）恰如一股清流。該劇拋開燒腦、爽感、虐戀等常見敘事密碼，轉而將焦點投向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經驗。值得注意的是，收縮了戲劇性的《阿勒泰》，憑借著緩速的游牧世界圖景與松弛的群體精神狀態，帶給當下都市觀眾一次影像療愈歷程。

游牧世界的時間邏輯

散文化的敘事策略，決定了《阿勒泰》無須按照常規劇作模式反復為主人公設定完成目標的緊迫時間節點。該劇通過不斷貼近哈薩克族牧民和游牧世界的時間意識，形成了一種相對松散的線性推進邏輯。

故事中的時間邏輯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由游牧民族節律性活動驅動的敘事時間。主人公李文秀自大城市返回彩虹布拉克牧區后，逐步融入游牧民族的時間邏輯。她先與故鄉并不緊張、匆忙的生活節奏同頻，再跟隨牧民的季節性遷徙前往夏牧場，又在熱鬧的古爾邦節過后重返彩虹布拉克。在這個過程中，李文秀的個人時間讓位于牧民的集體時間安排，甚至因季節性“轉場”與塵世隔絕長達三個月，險些錯過出版社對她投稿的回復。

二是時間遞進中的傳統堅守。劇中的哈薩克族牧民，曾被原著作者李娟譽為“全世界最后一支真正意義上的游牧民族”。以蘇力坦老人為代表的牧民，長期堅守著哈薩克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甚至某些陳規陋習。可以說，時間的流逝，在哈薩克族牧民身上和游牧世界中的作用痕跡相對有限，地區風貌大致維持著舊時模樣，季節性遷徙景觀仍在反復上演，蘇力坦還在以個體堅守的方式孤獨維系著民族傳統。

劇中較早與游牧民族時間邏輯實現同頻共振的外來者，并非李文秀，而是她的母親張鳳俠。不同于許多電視劇中渴望走出一成不變生活的女性形象，張鳳俠主動停留在緩速運行的游牧世界里。時間流速減緩，意味著她與逝去丈夫的精神連接不至于快速消散，故而她始終拒絕從中走出來。她經營著牧區唯一的一家小賣部，卻從未將自身綁定在崗位上，而是隨時喝得酩酊大醉酣然入夢。劇集結尾處，李文秀花費數年時間見識過外面的世界，而張鳳俠依然滯留在幾乎一成不變的牧場生活里。真正與張鳳俠的人生節奏同頻的是李文秀的奶奶，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老人似乎也對現實變遷產生了極強的鈍感，所關心的事情幾乎只是能否吃到土豆和能否尋到一塊漂亮的玉石。

時間的緩速流逝，也意味著游牧民族傳統中的部分陳規難以被突破。男主人公巴太的大哥去世后，嫂子托肯渴望帶著孩子改嫁卻要面對道德指責，缺乏經濟基礎的女性角色所面臨的普遍困境又一次上演。托肯一直希望丈夫和巴太購置一塊搓衣板緩解自己的洗衣壓力，但直至改嫁，她也未能收到屬于自己的一塊搓衣板。

“兩個世界”的碰撞

盡管游牧世界有自己的時間邏輯和運行速率，但隨著社會發展，游牧世界與現代社會的交流、連接與融合是大勢所趨。緩速運行的游牧世界與加速發展的都市社會遭遇，因運行速率的差異性形成沖突。

具體來看，《阿勒泰》中“兩個世界”碰撞的結果，表現為游牧生活方式的歷史性消失。隨著現代化發展帶來科學技術、社會變遷與生活步調的不斷加速，少數民族文化的留存與發展成為一個普遍性社會議題。人們對故鄉傳統的追憶與懷念，匯集成名為“鄉愁”的集體情感投注。對民族傳統消逝的不舍是一種集體性的懷舊情結，但現代化的更新與發展是難以抗拒的社會必然與歷史規律。堅守游牧文化的蘇力坦，親身體驗著部分傳統的消亡過程，這不僅包括生活，也包括人生選擇層面上托肯帶子改嫁、巴太拒絕繼承牧場。以上種種情形，令蘇力坦發出“這個世界一定要這樣發展嗎”的疑問。

在游牧文化日漸寂寞的大背景下，該劇并未執著于表現傳統遠去帶來的精神傷痛，而是借助李文秀的目光，以外來者視角述說一種即時性的淡淡鄉愁。李文秀的身份特殊性，表現為她是兩種生活速率的觀察者和體驗者。她本是無法融入都市生活又無法適應牧場習慣的“雙重邊緣人”，逐步在體味哈薩克民族文化的過程中習得了松弛與勇敢，以新的精神狀態回歸都市，轉變為在都市中書寫牧場百態的作家。她以單點狀態連接起“兩個世界”，重新確認了自身的文化根脈。

在兩種生活速率的沖突和對接面前，巴太與廣東仔高曉亮形成了一組對照關系。面對民族傳統的遠去，不只是漢族少女李文秀，哈薩克小伙巴太也表現出對現代性的理智認識。他既能搭弓射箭、馭馬奔馳，體現出哈薩克血脈力量，又能主動擁抱現代經驗，以科學方法從事伊犁天馬的培育，身在草原心懷世界。與之相反，從現代都市來到遙遠牧場的高曉亮，始終無法擺脫以功利主義為主導的人生節奏，他難以適應蚊蟲遍地、以地為床的牧場生活，只一味追求發財夢，忽視了游牧文化的精神啟迪作用，走上了犯罪道路。

拒絕內耗的影像“公園”

《阿勒泰》并不屬于熱門的電視劇類型，而是在散文改編劇的小眾賽道上劍走偏鋒，卻意外成為爆款。細究之下不難發現，《阿勒泰》異軍突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所描繪的游牧生活圖景，為當代都市青年提供了點胸洗眼、療愈精神的路徑。稍早于該劇走紅網絡的“公園20分鐘理論”，可以用來說明青年群體在放松精神方面的普遍需求。該理論認為，對于旅行時間成本較高的都市人來說，每天在公園停留20分鐘可有效降低壓力激素水平，提升精神狀態。在此意義上看，《阿勒泰》正是憑借著作品的精神療愈價值，成為青年觀眾的影像“公園”。

根本而言，拒絕內耗構成了《阿勒泰》這座影像“公園”的療愈策略。李文秀初回家鄉時，詢問母親關于無用之人的看法，母親則以無人利用的草木作比，認為它們自由自在生長“也很好”。張鳳俠“草木論”的不內耗觀念，符合當前青年群體學會與自我和解的精神訴求。進一步看，該劇借助李文秀的故事闡述的“去愛，去生活，去受傷”的生活態度，恰恰是部分都市青年怯于步入的人生狀態。而觀眾生活中那些無力愛人、生活無趣、懼怕受傷等“癥狀”，一定程度上可以從《阿勒泰》中獲得療愈。

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松弛的精神狀態，既不刻意強調滿腔“雞血”的“內卷”，也不同于低欲望群體的“躺平”態度，而是普通人對生活的戰略性藐視與對抗性身體動作，以及由此達成的文化主體性確認。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