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原來更多關注的是人與人（社會、國家）的關系，很少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自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視野，試圖通過人與社會和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筑，構建具有生態倫理內涵的新集體主義。這種新集體主義也可稱為生態集體主義。生態集體主義是集體主義的最新歷史形態，是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自我革新，是繼往開來、守正創新的新集體主義。生態集體主義有著充分的學理依據，主要體現在“兩大和解”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天下大同與天人合一的萬物并育思想、社會倫理與生態倫理于一體的廣延共同體思想，分別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依據、中華傳統文化依據、倫理學依據。生態集體主義現已得到學界和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因為其有清晰的內涵和明確的倫理道德要求，并彰顯出促進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豐富發展的重要時代價值。

生態集體主義；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

“隨著人類工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疊加的嶄新時代，集體主義也需要適應生態文明發展的要求而發展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集體主義，即生態集體主義。”①2023年10月10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版“全國社科巡禮”欄目，以“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深化生態集體主義研究闡釋”為題，報道了筆者主持的與生態集體主義這一創新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筆者最早提出“生態集體主義”概念是在《新華日報》2015年5月26日刊登的《正確認識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的文章中，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講話精神“閃耀著生態集體主義的光芒”，“把努力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上升到了和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一樣的價值高度”②。此后筆者撰寫的《“五大發展理念”蘊含生態集體主義思想》等諸多文章，均對生態集體主義作了或多或少的分析和闡述。本文擬對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提煉性、概括性的總體闡釋，算是多年有關生態集體主義研究的學術總結，供各位專家學者討論與批評。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生態集體主義屬于集體主義，是集體主義的最新歷史形態。一般認為，集體主義概念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且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集體主義”曾被當作“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價值理論的‘阿基米德點’”①，是作為無產者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共產黨人的一切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集體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價值原則。但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集體主義思想并不是近代才有，而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且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

在“生態集體主義”這一概念提出之前，“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集體主義經歷了原始社會生存之道之集體主義、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專制統治之集體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利益博弈之集體主義、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等四種歷史形態的變遷”②。原始社會“生存之道之集體主義”的核心內涵是氏族群體主義思想，特征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高度統一甚至同一。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非常落后，單靠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與自然界的各種風險相抗爭，必須依靠氏族群體的力量共同勞動并共同分享勞動成果，以滿足自己及群體其他成員的生存。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專制統治之集體主義”是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對立社會后，維護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政權形式在全社會推行有利于自身統治和利益實現的思想政治觀念及體系，特征是只講統治集團利益不講被統治集團利益，只講整體利益不講個體利益，其實質就是專制極權主義。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博弈之集體主義’”，并且“已經開始孕育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③。資產階級“利益博弈之集體主義”是指一些進步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為了通過博弈取得資產階級利益最佳均衡，而提出的以“社會契約”為內核的集體主義觀念。而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是指“國家是集體利益的代表，集體又是個人利益的代表，個人除了服從和為了集體利益，基本上沒有獨立的個人利益，個人利益的訴求主要依賴于代表個人利益的集體和代表集體利益的國家”④的集體主義。從上述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往的一切歷史形態的集體主義，既有其值得繼承借鑒的思想元素，也有其必須反對和摒棄的思想糟粕。即便是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因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且能代表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因而始終站在人類道義的制高點上，但由于沒有正確領會和把握好馬克思所說的“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⑤這一帶有告誡意義的話，還是陷入了“半真實半虛幻”的境地，需要我們不斷地在堅持中發展完善。值得欣慰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還在講“利益代表”且必須講“利益代表”，但顯然已經能夠正視集體中的個體利益，并努力構建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共同體”⑥要求的“新集體主義”。

在我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構建上，“人們一直以來更多關注的是人與人、人與集體、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的關系，很少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①。自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自然主義的視角審視集體主義，在強調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辯證統一的同時，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視野，構建具有生態倫理內涵的新集體主義。如方時姣早就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將集體主義的共同體社會視為“自然—人—社會有機體系統中的各個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整體”②；曹飛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所闡述的價值體系中，存在著追求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追求人的共同發展的集體主義、追求人的自由發展的生態主義這三種不同層面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它們“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崇尚人的發展的價值體系”③；周峰認為，“唯物史觀是將人、社會與自然看作為統一的一個整體，它們之間的價值關系是能夠在對立統一中得到和諧發展的”，因而不僅要進行“人與社會間價值關系的集體主義構建”，而且要進行“人與社會和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筑”④。筆者也在2010年12月發表的《生態文明視野下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完善》中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涉及到兩個最為基本的關系，即‘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但一直以來，由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歷史任務是著眼于無產階級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追求的主要是‘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因而‘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往往在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被忽略，導致傳統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只注重調節‘人與社會’的關系。現在，由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導致了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和諧，從而將生態價值空前凸顯”，這就需要我們“自覺地將人與自然關系作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調整范疇”⑤。由此，筆者開始提出并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生態文明之集體主義（簡稱“生態集體主義”）。通過研究，筆者進一步堅信，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的集體主義不能只講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也應該講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不能只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也應該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總之，集體主義由僅調整人與社會關系轉向既調整人與社會關系也調整人與自然關系，從而實現集體主義的新形態即生態集體主義，是我國“社會價值觀的一次自我革命”⑥和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自我革新。

一個繼往開來的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容易，往往要面對很多的質疑。即便是無獨有偶使用過“生態集體主義”這一語詞的甘紹平也曾說過：“在市場經濟的效益至上原則的統攝下，單純的生態集體主義缺乏受到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現實基礎，缺乏感召力、更沒有約束力。”⑦但筆者堅信“生態集體主義”這一概念是成立的。因為隨著黨的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努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創造更好的生態條件”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一樣都對人類生活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①，集體主義價值觀也需要從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這兩個維度，進行人、社會以及自然之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性構筑，以形成繼往開來、守正創新的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尤其是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理念的相繼提出，筆者更加堅信“生態集體主義”概念不僅成立，而且將成為與生態文明社會相適應的集體主義的最新歷史形態。在2015年5月發表的《正確認識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一文中，筆者正式提出“生態集體主義”的概念，即：“生態集體主義是指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文明觀為指導，視人、自然、社會于一體，著力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矛盾與沖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保證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原則。”②在2016年2月發表的《“五大發展理念”蘊含生態集體主義思想》一文中，筆者認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深刻體現了‘生態集體主義’思想精髓和價值要求”，其中，“創新是‘生態集體’發展的價值動力，也是‘生態集體主義’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根本動力的價值要求”，“協調、開放是‘生態集體’發展的價值手段，也是‘生態集體主義’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外環境的價值要求”，“綠色、共享是‘生態集體’發展的價值追求，也是‘生態集體主義’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兩大規律的價值要求”③。“生態集體主義”概念自提出以來，已經得到國內不少專家學者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王永明認為：“生態集體主義倫理原則突破了傳統的單純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倫理原則，將其延伸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④楊志華也指出：“道德升華的下一個階段應拓展到生態集體主義。弘揚生態集體主義是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新應用和新拓展，不僅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提出了挑戰。”⑤國內知名專家韓震、陳學明、王小錫等對于提出建立“生態集體主義”給予了肯定，認為“方向是正確的”⑥。這說明，“生態集體主義”作為集體主義的最新歷史形態，已經初步得到學界的肯定和認可。

“生態集體主義”概念到底能否成立和生態集體主義能否成為集體主義的最新歷史形態，僅看有無專家學者肯定和認同是不夠的，必須能夠找到其學理依據。筆者在2020年3月發表的《生態集體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一文中，闡述了生態集體主義的學理依據，包括“哲學依據：馬克思關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需要處理好的‘兩大關系’思想”“文化學依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社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價值理念”“環境倫理學依據：道德除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應調整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等⑦。在這里，筆者將生態集體主義的學理依據重新概括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依據：基于‘兩大和解’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中華傳統文化依據：基于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萬物并育思想”“倫理學依據：基于社會倫理與生態倫理的廣延共同體思想”。

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提出，首先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依據，即基于“兩大和解”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自由人聯合體是“真正的共同體”①，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真實集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闡述了“虛假的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體”，認為“虛假的共同體”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其中的各個人并沒有自由，而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②。但馬克思恩格斯在此所說的自由，只是就人與社會（抑或集體）的關系而言的。正是基于以往的“虛假的共同體”（我們通常所說的“虛假集體”）中，個人沒有包括自我利益的實現和自我個性的發展等在內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為真正自由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未來的聯合體將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將這種聯合體定義為“自由人聯合體”③。但人既具有社會屬性又具有自然屬性，人的雙重屬性決定了人的自由除了受制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外，還受制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就決定了作為真正的共同體的自由人聯合體必須實現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這兩大關系的和解。也就是說，“兩大和解”是每個人成為自由人的重要前提。恩格斯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轉變，即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④后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進一步指出了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⑤。基于上述分析，作為建立在“兩大和解”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社會，其價值觀基礎不能僅僅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傳統集體主義，而應該是既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又調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新型集體主義。筆者將這種新型集體主義稱為生態集體主義。只有以生態集體主義為道德原則的社會，才能如馬克思所說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⑥。為此，筆者在2020年3月發表的《生態集體主義：〈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原典釋義及其現實意義》中指出：“馬克思涉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矛盾與沖突的分析及其解決路徑，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生態集體主義思想，詮釋了馬克思基于構建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而高度關注社會和自然生態問題的深邃思想與人格魅力。”⑦不僅如此，筆者早在2016年8月發表的《生態集體主義是生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基于〈反杜林論〉的生態文明價值觀思考》中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⑧，“實際上就是‘生態集體主義’的社會畫面”，“由于人本身也是有機物種，既有社會人的類的一面，也有自然人的類的一面，這也就決定了人的歷史是人的社會歷史和自然歷史的辯證統一，在這個辯證統一中，必然存在著人與人、人與自然這兩大對立的關系，如何使這兩大對立關系走向和解統一，就成了《反杜林論》中‘生態集體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⑨。

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提出，還有著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依據，即基于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萬物并育思想。天下大同思想最早見于莊子的《逍遙游》中，寓意“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超拔境界。《禮記·禮運》記錄了孔子對于“大同”的經典詮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大同”屬于儒家所宣揚的“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的追求和境界。在“天下大同”的社會里既沒有差異也沒有戰爭，人與人之間友愛互助、和諧共進。在今天，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成為集體主義價值觀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世界關系的傳統文化智慧。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強調，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①。當然，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靈魂的集體主義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不夠的，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和諧”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事實上，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不僅有旨在實現人與人之間友愛互助、和諧共進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思想，而且有旨在實現人與自然之間德性相通、和諧共生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老子在《道德經》中明確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的“道法自然”揭示了自然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人類應該自覺遵循自然規律。道法自然用于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強調“所有人都應該恪守自然規律，做到取予有時，耗用有度，以保證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生態平衡及和諧共生發展”②。“天人合一”一詞最早見于張載的《正蒙·乾稱》：“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易·乾卦·文言》記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人合一”最為經典的詮釋見于《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在筆者看來，“‘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觀在我國古人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諸多學說中影響最為深遠，成為許多朝代統治者治國理政的主要哲學觀念與方法，既體現了我國古代賢者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探索人生的真諦和境界，更體現了古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和膜拜”③。如果說上述“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分別適應于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那么出自《禮記·中庸》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出自《荀子·天論》的“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則是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一種倫理道德要求，既強調人與人各得其和以生，也強調人與自然各得其養以成，努力做到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既“不相害”也“不相悖”。通過上述闡述可以看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事實上蘊含著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因，從而為生態集體主義提供了中華傳統文化依據。

傳統倫理學在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生態環境污染甚至破壞以前，基本上停留在哲學思辨層面，尚未介入生態環境領域，研究的主要是社會倫理問題，以至于法國哲學家笛卡爾都認為倫理學與人與自然關系無關。即便是一直存在的自然哲學，在黑格爾看來，其主要任務是“給我們提供自然界的理念”，并“用思維的方式對待自然”，“把自己規定成為同自然對象對立的目的”，從而以“由利己的欲望決定的”實踐態度對待自然①。自近代工業革命以后，隨著西方生態問題的產生與不斷凸顯，甚至發生后來嚴重的生態危機，西方倫理學開始從保護生態環境的視角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正如《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的作者納什所說：“本書將追溯這樣一種信念在近現代的發展，這種信念認為，倫理學應從只關心人（或他們的上帝）擴展到關心動物、植物、巖石，甚至一般意義上的大自然或環境。”②他還說：“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應被視為一種由倫理原則調節或制約的關系。”③隨著以倫理為導向的西方社會新環境主義運動的發展，“生物中心主義”“生態平等主義”和“生物共同體”“道德共同體”等具有生態倫理特點的概念開始出現，意味著西方社會自然主義者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上，更傾向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集體行動，這與“追求無限增長、強調競爭以及統治自然的傾向”④的自由主義顯然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相對于社會共同體的“廣延共同體”（expandedcommunity）概念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與自然同屬于一個共同體，除了要正視人與人的社會倫理關系，還要正視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倫理關系。1866年德國哲學家恩斯特·海克爾出版《有機體普通形態學》，首次提出意在研究生物之間關系以及生物與其環境之間關系的“生態學”概念，并指出要在進一步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全面理解把握人類自身的關系。這為我們建構生態集體主義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尤其是《沙鄉年鑒》的作者利奧波德在書中指出的，“最初的倫理觀念是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隨后的倫理觀念中，才增添了處理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內容”，隨著“倫理規范在人類環境中的第三要素上的延伸”，用來處理人與土地（自然）關系的倫理“便成為一種進化可能和生態必然”的思想⑤，使得基于社會倫理與生態倫理的廣延共同體的內涵更加明確、豐富和深刻，為我們建構生態集體主義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思想借鑒。在我國，集體主義是用來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等關系的道德原則，隨著倫理道德規范在自然生態環境中的延伸和介入，必須要建構“不但具有人本關懷而且具有生態關懷”⑥的新集體主義，即生態集體主義。

三

生態集體主義“既承續了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精髓，又適應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發展的新的倫理訴求”⑦，因而既有效澄清了與專制統治之集體主義及利益博弈之集體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對這兩者的辯證否定式的發展；又有效克服了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由于過于強調集體利益高于一切、個人應無條件地服從集體而被污名化的負面影響，是對利益代表之集體主義以及原始社會生存之道的集體主義的辯證揚棄式發展。生態集體主義現已得到學界和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因為其有清晰的內涵和明確的倫理道德要求，并彰顯出了重要的時代價值。

前文指出，生態集體主義是指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文明觀為指導，視人、自然、社會于一體，著力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矛盾與沖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保證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原則。這就是說，生態集體主義既囊括了傳統集體主義關于調整人與人（包括社會、國家）的價值關系的社會倫理內涵，也囊括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關于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的自然倫理內涵。當然，要準確地理解生態集體主義的內涵，首先要對其中的“生態集體”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這里所說的“生態集體”既包括社會有機體，也包括生態有機體。社會有機體是指受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和約束的由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組成的個人聯合體，是人的社會屬性的共同體呈現。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社會”與“集體”是內在統一的，不僅“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而且“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①。這就實際上為我們詮釋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后把集體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社會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的重要原因。生態有機體是指受生態倫理道德規范和約束的由人與自然共同組成的生命共同體，彰顯了人的自然屬性，是人的自然屬性的共同體呈現。“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這句話充分闡釋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以及為什么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重要原因，這就是“人靠自然界生活”③，自然界一旦遭到破壞，人的生存和發展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社會有機體和生態有機體作為“生態集體”的兩個層面，也充分說明了“生態集體”作為人的本質性存在方式，“除需要從人與人能夠相互滿足并和諧相處方面得到確證外，也需要從自然本身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方面得到確證”④，從而為正確理解生態集體主義的內涵提供了密鑰。那“生態集體主義”的內涵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包括社會有機體和生態有機體在內的生態集體的整體共同利益高于各個個體的利益。生態集體主義所說的作為生態集體利益的整體共同利益，既包括基于社會有機體的社會共同利益，也包括基于生態有機體的自然公共利益。由此，作為生態集體的個體既不能損害社會共同利益，也不能損害自然公共利益。第二，在堅持“以人為本”的精神統領下，生態集體尊重保護所有處于其中的每個個體的現時和長遠的生存發展的利益。這就是說，作為維護生態集體利益的公權力者，在要求每個個體必須維護生態集體利益的同時，也必須按照權利義務的雙向對稱原則不損害各個個體的利益。第三，以追求社會有機體中“人與社會”和生態有機體中“人與自然”兩大關系最大和諧發展為價值目標，以更好地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厘清生態集體主義的倫理道德要求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生態集體主義的基本內涵。生態集體主義“充分運用生態學的相關理論，重新確立個人、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系，強調公共權力機構應充分保障和促進由個人、社會、自然所組成的有機共同體的內在和諧與平衡”⑤，以促進“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生態集體主義的倫理道德要求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要重視和維護生態集體的整體共同利益，自覺遵循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和生態責任，以維護人與人、人與自然兩大關系的和諧共生共存發展。具體來說：第一，生態集體中所有個體都必須確立生態集體的整體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努力做生態集體利益的建設者、促進者、維護者，保護生態環境，確保生態安全，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健康發展，并且不做任何有損于生態集體利益的事情；第二，生態集體中的公權力者要按照“權利義務雙向對稱原則”尊重和保護生態集體中的每個個體的合法權益，當生態集體利益與處于生態集體中的某個體利益出現矛盾和沖突而需要該個體作出某種利益上的犧牲時，必須對作出犧牲的個體進行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補償；第三，生態集體中的公權力者要堅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在維護好、發展好生態集體利益的同時，努力提高生態集體中各個個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生態集體主義的倫理道德要求可以看出，生態集體主義與西方生態整體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生態整體主義反對人類中心主義，把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視為最高價值，取消人在自然界中的價值主體地位，把人視為自然界中與眾多生物沒有任何差別的平等一員。被稱為美國新環境理論創始者和“生態倫理之父”的利奧波德曾創立“荒野學會”，悲嘆于人類為了自身利益而蹂躪依賴生存和發展的大自然，強調“人類僅僅是生物群體中的一員”①。而美國當代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被譽為“環境倫理學之父”的羅爾斯頓則強調：人類有道德上的義務“去最大限度地促進生態系統的完整、美麗與穩定”②。盡管生態整體主義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是正確的，但其否定人的價值主體性，把人降格為大自然的一般動物，無疑也消解了人對自然應有的自覺道德義務。相反，生態集體主義依然強調人是價值主體，自然是價值客體，但人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堅持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自覺履行“對人和自然萬物的道德和法律義務”③，同時依靠全社會的力量通過制度和法律牢牢守住自然生態安全的邊界。

生態集體主義的時代價值集中體現在促進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豐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首次提出“人類文明新形態”④，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明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進一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⑤。依據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可以洞見我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即新在以人民為中心、新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新在共同富裕、新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在和平發展、新在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我國之所以能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就在于中國共產黨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能夠揚棄并超越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當然，其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堅持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眾所周知，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道德原則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造就了以資本邏輯為內在機理的現代化，人成了物的奴隸，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殖民、掠奪、剝削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普遍發展模式，結果導致人與自然的雙重矛盾與異化，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發生。我們能夠創造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最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國堅持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以人民邏輯為內在機理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資本在此發展模式內“只充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要素而非奴役剝削人民的經濟權力”⑥，進而能夠通過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缺陷。當然也應該看到，由于過去我們在探索和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堅持的是僅調整人與人（包括社會、國家）關系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沒有將人與自然關系納入集體主義的調整范圍，使得我國一度沒有能夠充分關注到自然生態環境遭到污染甚至破壞所帶來的經濟不可持續的問題。自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以后，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納入我國倫理道德的調整范疇，“生態集體主義”倫理道德觀念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價值觀基礎，并在“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全新價值導向和精神激勵作用，不斷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豐富發展。這體現在：第一，助推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發展理念，克服資本主義以資本邏輯為內在機理的發展模式問題；第二，助推形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式現代化政治發展理念，克服資本主義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虛假民主自由問題；第三，助推形成以“兩個結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中國式現代化文化發展理念，克服資本主義物質利益至上、精神頹廢問題；第四，助推形成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社會發展理念，克服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及單向度畸形發展問題；第五，助推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文明發展理念，克服資本主義黑色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態危機問題。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習近平生命共同體思想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18BKS027）。